中国古人创造的植物纤维纸起源于西汉；东汉蔡伦改进“蔡侯纸”，纸张的性能和造纸工艺大为提高；汉末魏晋时，纸张作为文房用具逐渐普及；到南北朝时期，许多我们熟悉的日用品也加入了纸制品的阵营；至唐宋时期，中国的各色纸种争奇斗艳、品质精良，纸制品种类繁多、琳琅满目，已然成为世界之最。诚如明代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所言，“万卷百家基从此起”，不仅中华文明璀璨辉煌的智慧结晶在纸上谱写出恢宏的篇章，就连衣、食、住、行等日常所需也都离不开纸的身影——中国丝毫不愧于两千余年来“纸张大国”的历史地位。
近期出版的《叹为观纸》一书以叙事的方式打开了纸张的新世界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纸张是如何起源、发展和普及的？这其中有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？在看似纷繁复杂的纸张演进史中，有哪些主线脉络可寻？
赵洪雅 著
记号Mark｜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一张纸引发的世纪之争
展开剩余84%后三日，（田）客复持诏记，封如前予（籍）武，中有封小绿箧，记曰：“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，武自临饮之。”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，赫蹏书，曰“告伟能：努力饮此药，不可复入。女自知之！”
——《汉书》
元延元年（公元前12年），一名男婴在西汉成帝刘骜的后宫中呱呱坠地，他的母亲中宫史曹宫虽籍籍无名，却是西汉宠冠后宫、艳名远播的孝成皇后赵飞燕身边的女官。在成帝即位以来整整20年的时间里，不仅盛宠不衰的飞燕、合德姐妹未能孕育子嗣，就连后宫中的其他佳丽也接连流产。当朝天子膝下无子的窘境一直困扰着朝野。因此，曹宫诞下的这名男婴，纵使身份卑微，却是彼时大汉天子的唯一子嗣。
不难想见赵飞燕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嫉恨与震怒。在赵合德的怂恿下，孩子刚出生不久，汉成帝便密令内廷宦官田客传诏掖庭狱丞籍武，将曹宫母子缉拿关押：“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，婢六人，尽置暴室狱，毋问儿男女、谁儿也！”不出半月，宦官又将一个小绿箧秘密交予狱丞籍武，打开后，里面是一个很薄的小纸包，其中装着两枚药丸，纸上写道：“告伟能（即曹宫）：努力饮此药，不可复入。女自知之！”曹宫读罢，含恨控诉说：“赵氏姐妹果然意欲掌控天下啊！”之后，便在暴室狱中服毒而亡。
这就是史书中最早以纸作为书写材料的文献记载。纸上只有很短的一句话：告诉曹宫，乖乖把毒药喝了，不要再入宫来，你好自为之！
这段史料出自官方正史《汉书》，据东汉应劭注释，所谓“赫蹏”，就是“薄小纸”。三国时期的孟康也持同样观点，认为“蹏犹地也，染纸素令赤而书之，若今黄纸也”。也就是说，装在绿匣子中的“赫蹏书”，应该是一种染成红色的轻薄小纸片。
这段宫闱秘案，在史学家看来未必真有其事，因为这段供词实则出自权臣大司马王莽掌权之后，是为推翻当时已身为皇太后的赵飞燕和外戚集团而网罗的罪证之一。但这一指控却结结实实地为赵飞燕扣上了“嫉妒专上”“亲灭继嗣”的罪名，从此，阴狠毒辣、权欲熏心的负面形象就烙印在了赵飞燕身上，而且还在后世《西京杂记》《飞燕外传》《东汉演义》等传奇小说的演绎下愈抹愈黑。最终，当初这对“宫中只数赵家妆，败雨残云娱汉王”的赵氏姐妹被王莽集团一贬再贬，背着“汉嗣中绝”的骂名，落得和曹宫一样被逼自杀的下场。
无论案情本身是否属实，正史中似乎已有迹象表明，成帝宫廷中已开始使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。这一记载比东汉元兴元年（105年）蔡伦发明“蔡侯纸”，早了117年。
......
在蔡伦创造“蔡侯纸”之前，究竟是否已有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制品存在呢？若想结束争论，纸史研究者亟需拿出早期古纸的实物样品予以佐证。
好在，自20世纪以来的几次重大探险和考古发现为我们逐渐拨开了迷雾。
1933年，日军攻破山海关，北平全城戒严，形势危如累卵。在当年的一次外交集会上，长袖善舞的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（Sven Hedin，1865—1952年）结识了时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刘崇杰，建议修建一条从西安到新疆的公路（即后来的兰新铁路），宣称自己可以组建一个公路考察团做前期勘测。在当时紧张的战争局势下，国民政府有意经略新疆，居然同意了这一计划，委任斯文·赫定以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的身份再次进入西北。年近古稀的斯文·赫定欣喜若狂，打算借公路勘探的名义再探罗布泊。有了马克·奥里尔·斯坦因（Marc Aurel Stein，1862—1943年）、保罗·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，1878—1945年）等人盗取文物的前车之鉴，国民政府对这些素来肆无忌惮的外国探险家显然也有提防。考察团即将出发时，毕业于北京大学、参加过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（1893—1966年）“从天而降”，名义上同行去视察新疆学校，实则被国民政府派来密切监视斯文·赫定。
于是，这对奇怪的组合，就这样一路各怀心思、磕磕绊绊地深入了西北大漠。但这次“勘探”的成果却委实震动了当时的考古学界。据黄文弼在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中的记载，他们在罗布泊北岸一处名为“土垠”的汉代烽燧遗址中，发现了一方10cm×4cm的纸张残片。纸上没有文字，“麻质，白色，作方块薄片，四周不完整”。据黄文弼观察，这张纸“质甚粗糙，不匀净，纸面尚存麻筋，盖为初造时所作，故不精细也”。与这张纸同时出土的还有70余枚汉简，其中纪年最早的为汉宣帝黄龙元年（公元前49年），最晚的也在汉成帝时期（公元前32—前7年）。因此，将这张古纸判断为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遗物，应当是没有疑议的。
▲ 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的“中颜纸”，定为汉宣帝时期
令人痛惜的是，这张珍贵的“罗布淖尔纸”在1937年的战火中被付之一炬，其是否能够符合现代对纸的定义，我们再也无法知晓。但斯文·赫定与黄文弼的这一发现，却宛若撬动了冰山的一角。自此之后，数以万计的古纸样品接连出土，一次又一次地革新着学术界的认知。其中可以判定为西汉古纸的发现，就有五六次之多。
......
▲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西汉古纸之一，上书“付子”二字
时至今日，虽然“蔡伦造纸说”和“蔡伦改良说”两派观点仍然存在，但认为“我国在东汉蔡伦前就发明了纸，蔡伦是改良者而非发明者”的观点渐成主流。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和公共博物馆中，“蔡伦发明造纸术”也已被修改为“蔡伦改进和推广了造纸术”。实际上，这场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争论无外乎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：第一个问题是纸的定义，也就是这些出土纸状物是否真的是“纸”；第二个问题是出土纸状物的断代。就第一点来说，学术界目前仍未达成一致；但就第二点而言，以上所列的数种古纸，大部分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，有地层学、类型学等断代依据，且并非孤证，其结论在整体上还是可靠的。因此，从当前出土实物来看，植物纤维纸出现的年代就算不能上推至西汉初期，也可以稳妥地判定为西汉中后期。那时，不仅较为成熟的纸张已经被创造出来，甚至传播至大汉疆域以外，被匈奴贵族所使用和珍藏了。
如此一来，这些从黄沙之下、古墓之中出土的“小纸片”，便将我国造纸术的发明时间从“蔡侯纸”问世的公元105年直接向前推进了约200年。
发布于：上海市如何配资.专业配资平台排名第一.机构配资开户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：顶级配资平台狼不就是大号的野狗嘛
- 下一篇：没有了
